在一場 PKM （個人知識管理）實踐者的對談中，我認識了一位在中國大陸推廣卡片與筆記法的吳哥。交流過程裡，他分享了許多對 PKM 、卡片盒筆記法的想法；當提及卡片盒筆記法主要是撰寫「非虛構」文章（非文學），我也很開心地分享：我認為中國最早使用卡片盒筆記法的人，可能就是唐朝詩人李賀，恰恰是一名大文學家。
李賀的「行囊卡片」
李賀故事裡最迷人的地方，在於他並不是坐在書桌前硬想詩句，而是把生活本身變成採集的現場。
他每日騎著驢子出遊，身後跟著奴僕，揹著行囊一路遊歷。每當遇到值得書寫的事物，就寫下一張小紙條，投入行囊裡。等到晚上回家，再把行囊中的紙條全部倒出來，重新梳理。
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奴。背古行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母令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則怒曰：「是兒欲嘔出心乃已？」——《唐書・李賀傳》
這些來自不同地方、不同經驗的片段，到了夜裡便混雜在一起；而正是在重新整理的過程中，他迸發出極為跳躍、強烈而脫俗的意象。也因此，李賀被稱為「詩鬼」——人們驚訝於他的詩，為何總能抵達常人難以聯想出的境界。
如果把這段敘述放到今天來看，你會發現它和盧曼後來所發展的卡片盒筆記法，竟然非常相似。
卡片盒筆記法的核心，不是蒐集，而是調用
所以我一直覺得，卡片與筆記法真正的重點，不只是把東西記下來，而是建立一套機制，讓我們能夠輕鬆自在地調用：
- 經歷過的事情
- 閱讀過的內容
- 曾經生成的思考
卡片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它看起來零碎，而在於它能被抽出、碰撞、重組。當不同時間、不同脈絡下留下來的卡片被放在一起時，新的連結就有機會出現；而這種連結，往往正是創造力的來源。
為什麼《How to Take Smart Notes》會談貨櫃車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How to Take Smart Notes》的作者艾倫斯（Sonke Ahrens）也提出了一個非常鮮明的意象：貨櫃車。
讀過這本書的人，大概都會記得他大量使用貨櫃的比喻。他用貨櫃的標準化來說明卡片的規格化：正因為貨櫃尺寸一致，它才能被裝上貨車、吊上郵輪、運往世界各地，並在抵達之後，迅速接到下一段運輸流程。
這整套行雲流水的運作，核心不是「貨很多」，而是「規格一致」。而作者正是借用這個意象，說明為什麼卡片要有一張一張、格式清楚、可被組裝的基本單位。越是簡單的規格化，往往越能產生巨大的效果；就像貨櫃標準化之後，我們才真正看見全球運輸體系被徹底改寫。
為什麼規格化總是很難被接受
但貨櫃標準化這件事，表面上看起來如此單純，實際上卻花了很長時間才被接受。
書中提到，這牽涉到許多利益關係人的既有利益。很多人看不到眼前的好處，因此推動過程充滿阻礙。作者藉由這個四方形貨櫃的故事，提醒我們：卡片寫作之所以不容易，也常常不是因為它太難，而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真正看見它帶來的效益。
這是一個非常強、也非常發人深省的譬喻。
真正重要的是「由下而上」的寫作
艾倫斯也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使用貨櫃統一規格的故事來比喻「卡片規格化簡單卻窒礙難行」，正是由下而上寫作的過程。
他不是先決定「我要寫一本卡片與筆記法的書」，然後才急著去找一個譬喻、翻到貨櫃車的資料，硬把它塞進論述裡。實際上的路徑剛好相反：他先前讀過貨櫃相關文獻，後來又接觸到卡片與筆記法，才突然發現這兩者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性。
就像兩張原本分屬不同領域的卡片，在某一刻被放到一起，突然生成了一個新的觀點，而那個觀點進一步長成整本書的核心隱喻。這才是真正的由下而上：不是先有結論再找材料，而是材料之間先發生關聯，結論才慢慢浮現。
我為什麼會想到李賀
那麼，我又是怎麼意識到李賀可以被視為中國最早使用卡片與筆記法的詩人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我是中國文學類的碩士生，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李賀的論文，探討他的出身神話。也因為我早就熟悉李賀的故事，當我後來接觸到卡片與筆記法時，才會立刻意識到，這兩者背後其實是同一種機制。
換句話說，我想說的不只是李賀本身，更是這篇文章的生成方式：它也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成果。正因為我曾經讀過李賀，後來又讀到卡片盒筆記法，兩張看似無關的卡片才會在某個時刻接上彼此，最後長成這篇文章。